转型背后的“钱途”

　　广东某市号码百事通的业务代理刘勇有1个小灵通、2个手机，24小时开机。忙时，电话5分钟响一次。他每天对不同的老板说着同样的话：“那么先进的生产线没人知道，真是可惜了”；“花点小钱，在‘114号百’做广告，说不定会有另一番天地”；“投Baidu不合算，点击一次就得3毛钱；电视和报纸的广告费更是天价……”

　　“现在是商业社会，哪有免费的午餐呢？”刘勇说。今年，部门要完成三千多万的业务量。偶尔刘勇会为上司下达的指标头疼，但他很快开导自己，“起步阶段会累些”。

　　中国通信业发展到3G时代，各大固话电信商赖以生存的原始产业一路蜗行。2005年，中国电信固话收入首次减少，一场“自主革命”就此拉开序幕。

　　在各地巡回的座谈会上，当过海军代理轮机长的中国电信CEO王晓初一次次扬起左手表示：“中国电信要完成从传统基础运营商到综合信息提供商的转型。”

　　这项变“拉电线”为“做服务”的重大决策，成为中国电信商业生涯的拐点。话费、广告服务费的双向收入模式，挖掘出114的无尽“钱途”。据诺盛电信咨询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号码百事通用户端的收入只占5%，另外95%来自企业客户端。同期，中国电信实现了134.8亿元的盈利，其中增值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五成多。

　　尽管中国移动在2005年底也推出类似的“移动万事通”，试图与114叫板，但收效甚微。114这个三位数的特服号码，以无可比拟的亲和力成为市场上最大的卖点。中国电信的另一个114??宽带接入中的114搜索引擎推出半年后，全国日均搜索量突破4000万，与百度、Google一起成为国内搜索市场前三名。

　　同时，114搜索引擎跃居网络“十大流氓软件”之首。“博客中国”的创始人方兴东在其博客被114“劫持”后得知：很多省市的电信公司为了提升增值服务、增大网页流量，设置了一个“灰名单”??按照动态抽样的方式，把用户浏览比较多的网页跳转到电信相关的业务页面。几乎所有大型网站都有幸被“抽中”。

　　“本来公信力就有限，这样就更弱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说。但在商业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一切似乎没有退路。阚凯力称，国外的查号台1980年代就开始了类似的商业活动，现在，还没找到一个成熟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取代这种模式。

　　电信业垄断的又一个延伸？

　　“优先绝对不应该，这笔收费也不符合价格法。”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经济法的教授吴宏伟认为，114“自主创新”的行为，是自然垄断和国家垄断的产物。

　　2001年11月，中国电信拆分为南方21省份的中国电信和北方10省份的中国网通，查号台也由此划江而治。在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在内的电信“5+1”格局下，非主导的电信企业也另起炉灶，设置了自己的查号台。比如在黑龙江大庆，由于电信、网通、铁通、石油和石化五大固话运营商并存，该地的固话查号台超过了14个。

　　114的定位从此尴尬。悠久的历史赋予它“一统天下”的查号使命；而硝烟弥漫的市场上，它又担当着主导运营商的武器，频频抵抗外来进攻。在114，一些明明对外公开的单位电话，被称为“号码保密”，或“查无此号”，隶属铁通的火车站电话也未能逃过此劫。

　　2004年5月，国家信息产业部下文确定：114为全国统一查号电话，由各大电信企业共享。现阶段，采取114的执掌者为其他运营商代理查号的形式。

　　但四川某地电信负责人称，铁通和网通都不情愿交出号码资源，担心它们成了“后娘养的孩子”。另一方面，114也不肯为对手构筑查号平台，拱手出让日渐萎缩的固话市场。所以，直到2007年4月，在网通掌管114的辽宁锦州，电信的一切号码都没有登记。

　　各大电信企业在信产部的协调下，数次协商此事，但无结果。一位专家称，“114原来的定位是免费公益，搞‘一号通’；现在涉及到多方利益，是不是该几家企业一起搞，这是个问题。”

　　事实上，在查号中引入竞争并未给居民带来方便。比如2002年，英国电信管制机构决定取消统一查号台192，并将号码查询业务的接入号改为160×××，八十多个电信公司分配到了这个权力。竞争的结果是，你想拨打查号台，还得先找到号码黄页。

　　“在这些垄断的行业里，国家作为所有权和政权执掌者，关键在于如何来管理，如何来改善经营服务。”吴宏伟说，“如果能设立一个全国人民都信任的公益114，这是政府最好的节约资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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