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业务的增长瓶颈，3G业务的先天不足，加上被打破的电信运营商竞争格局，让急需新业务增长点的中移动，加速拥抱神速发展中的移动互联网。

北京西城区金融街29号，波澜不兴的表面下，“忘掉成绩、牢记责任”，正成为中移动总部大楼中新的主题词。

“巨大的竞争正由互联网而来。”9月15日，接受记者专访时，中移动董事长王建宙说，随着通信业与互联网的融合，产业价值链正在发生转移，核心环节已被苹果、谷歌等IT企业抢夺，中移动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打破垄断、平衡竞争格局的调控举措也渐显成效。中电信和联通的冲击、非对称管制的压力，令中移动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加上市场渐趋饱和，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增长乏力，利润率持续下降，中移动已逼近成长天花板。

面对成长的烦恼，转型势在必行。

现在的问题只在于，中移动将向何处去？是专注移动话音，还是打破藩蓠，向移动互联网领域扩张？如果是后者，在一个完全陌生且并不成熟的市场，中移动要依循怎样的路径和节奏前行？在此过程中，中移动如何划定自己的势力边界，哪些环节必须牢牢掌控，哪些环节要开放合作避免四面树敌？

这条路并无前人踏足，中移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超级中移动

看上去，中移动理应高枕无忧。

放眼全球，没有任何电信运营商能与中移动一较锋芒:早在数年前，中移动就已被公认为全球网络和用户规模最大、市值最高的电信运营商。

截至2010年8月底，中移动的用户已经达到5.64亿，根据8月20日国资委公布的央企2009年业绩，中移动2009年收入4901.2亿元，利润1484.7亿元，稳居108家央企榜首。

与之相比，中国另外两家运营商中电信和联通都相形见绌。截至2010年第二季度，中移动仍占据中国手机用户市场份额的70%。2009年，中电信和联通营业收入分别为2429亿元和1590.6亿元，利润分别是141.6亿元和29.5亿元。

在技术研发、设备制造、增值内容等领域，中移动的强大影响力甚至已经辐射整个行业，举手投足就能决定企业命运，改变产业格局。

一位外资设备厂商负责人说，中移动每年的集中采购规模，都是电信设备厂商判断年景丰歉的风向标，这块蛋糕如何切割，更直接影响设备厂商的业绩和行业排名。在2009年，中移动的实际资本开支达1294亿人民币，2010年计划开支1230亿元，高于中电信和联通的资本开支总和。其中，有约70%用于网络、传输环节的设备采购和网络维护。

而在内容领域，中移动的话语权“更权威”。

“中移动说有20%的坏账，你就只能结算到账面收入的80%，中移动说你违规，你就必须整顿业务甚至下线。”一位SP（服务供应商）人士说，由于业务的上线、运营、收费乃至监管，都由中移动掌控，大量的内容厂商一直依附中移动生存。在本世纪初，多家互联网公司正是依靠中移动分成，才得以上市并挺过互联网寒冬，而现在，中移动的影响力则更进一步，甚至令其他行业公司都要仰中移动鼻息。

比如无线音乐，据四川移动2009年9月内部报告，中移动分成已成为唱片公司在中国内地的主要收入来源，占据了华纳收入的29.41%，环球的39.49%，EMI的43.4%，索尼的50.82%，其他唱片公司的70%~80%，中移动无线音乐基地更成为中国98%的新歌首发平台，每年带动全网收入超过200亿元。

政策转向

虽然影响力不断扩张，但在公开场合谈到这一话题时，中移动高层却往往避之唯恐不及。

让中移动讳言的原因在于，电信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以打破行业垄断、建立相对均衡的市场竞争为主旨，并屡屡通过电信重组等举措重塑市场格局，一旦成为“出头鸟”，必然招致强硬管制。

8年电信重组中，中移动曾是最大受益者。2000年成立后，相对年轻化的公司结构，让中移动在没有历史包袱状态下，抓住了移动通信对固定电话的替代趋势，而率先进入香港资本市场，也让其拥有了更合理的治理结构。在此后的“黄金十年”高速发展中，屡次的电信重组，均对中移动影响微弱。无论是中电信南北拆分，还是后来的网通合并重组，均让中移动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在这样稳定的架构中，中移动成为中国电信行业新的领头羊。

所谓福祸相依，取代中电信地位的中移动发现，原来公众针对中电信的经营非议，监管层反垄断的矛头，开始转向中移动。

2008年5月，在工信部主导下，中国进行了第三次电信重组，并于次年1月发放了3G（第三代移动通信）牌照。在此过程中，固话萎缩的中电信获得原联通的CDMA网络，如愿进入移动通信市场;联通网通合并之后，也拿到期待以久的WCDMA牌照;“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中移动则被要求合并一直经营困难的铁通，并以产业基础最为薄弱的TD-SCDMA为3G标准。

这其实不是最坏局面。当时在坊间流传的重组方案，甚至不乏“拆分中移动”之议，与之相比，政府最终施行的方案已被认为“相对温和”和“相对市场化”。

“其中原因在于，对电信行业的监管思路是在左右摇摆。”一位国资系统的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这位人士说，电信行业的监管思路一直有所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坚持以强硬手段，维持产业格局平衡，打破强势运营商的垄断暴利;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电信行业已经实现市场化，当前更应该维持运营商实力，确保中国运营商参与乃至主导国际通信业的走向，避免被欧美拉开距离。

令决策层棘手的是，在需要同时推进电信市场化和扶持自主创新的特殊国情下，中移动既是需要监管的目标，也是需要扶持的目标。“在未来1~2年内，扶持自主创新与民族产业的国家政策会导致对监管政策的干扰。”在一份内部报告中，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专家分析认为，在此过程中，只能以促进竞争为中心，综合运用各种政策进行监管。

一位中移动人士透露，在中移动内部，如何应对政府管制政策的研究一直在进行。“政府有可能出台的非对称管制政策包括:单向的携号转网、跨网漫游，以及市场份额的上限管制”。其中携号转网可能带来用户的大量流失，网间漫游会抵消中移动与竞争对手间的网络优势，上限管制则可能令中移动被迫减缓甚至停止用户发展。除此之外，网间结算政策、号码资源分配等问题，工信部有可能向中电信和联通倾斜。

目前，工信部还未出台跨网漫游和上限管制举措，但单向的携号转网已经开始试点。按照计划，天津、海南两地10月16日就将开始携号转网试商用，天津用户可在三大运营商之间自由互转，海南用户则只能从中移动携号转向中电信和联通。

“至少1~2年内，这一政策对中移动还不会有太多影响。”电信业内人士认为，携号转网需要先在小范围试点解决技术问题并了解用户趋向，再逐渐大面积推广，而且从国际经验看，与政策初衷相反，用户往往会从弱势运营商流向强势运营商。

在该人士看来，携号转网政策的最大意义在于，作为政府的明确态度向中移动施加震慑，“中移动不得不放弃市场占有率最大化的策略，转为以保有中高端客户、拓展3G用户为主的防守姿态，以避免触发政府的更严厉举措出台。”该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