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着浓重的经世致用情节。当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戴蒙德、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三人时，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得奖的理由是因为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其实，诺奖是纯学术性质的，绝不会赶时髦。

做学问的关键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像时髦的东西以解决当下具体事务为本。现在颁发的奖，其成果往往发端于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今年的诺奖奖励的是戴蒙德等三人对就业理论的贡献。具体而言，是他们的劳动市场搜寻匹配理论，即“戴莫皮（ＤＭＰ）模型”。

在古典学派那里，非自愿失业不可能长期存在，因为工资的升降可以调节市场，实现充分就业。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工人存在货币幻觉，导致不能接受工资下降，市场迟迟不能出清，不如偷偷摸摸搞点通胀。在名义工资不变的情况下，令实际工资下降，可以促使早日实现充分就业。

1970年代后，出现了大量从新角度对这一理论的解释。戴、莫、皮三人的“搜寻匹配理论”后来居上，其强项在于能比较好地分析“有人没工做，有工没人做”这种摩擦性失业现象。

转换工作是常见的现象，但一个人是否转工、花多久来搜寻工作，取决于搜寻的成本和收益。而成本与收益又与失业保险的有无、高低以及失业数量空岗数量有关。一个人如果没有保险保障，或保险额度很低，他自然就不再挑三拣四，搜寻新工作时间缩短。同样，如果市场上失业和空位大量并存，那么找工作的时间也会大为缩短。信息畅通与否，更是直接关系到摩擦性失业的高低。

“戴莫皮模型”里面有一个著名的“贝弗里奇曲线”，揭示出失业数与就业空岗数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比如说，可以解释失业率中有多少，是因为总需求不足的周期性失业，又有多少是搜寻和匹配过程中的摩擦性失业，这显然有助于决策者理清思路，对症下药。戴蒙德曾对美国的贝弗里奇曲线进行过研究，结果发现，在失业率较高时宏观性扩张政策较为有效；而失业率较低时，摩擦性失业占比高，就意味着解决失业主要靠沟通信息、增加培训。

这一流派的理论，听上去高深莫测，但其蕴涵的思想，或者说道理并不复杂。简言之，它要求政府政策不能过度干涉劳动力市场，不能人为破坏市场均衡。而解决摩擦性失业，政策重点应该在于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培训。

反思我国一些地方在干预劳动力市场时，虽出于好心，但客观上却导致了就业状况恶化。如最低工资制、强制性长期劳动合同制等等。从长远来看，决策者应将重点放在职业培训和促进信息流通上。这或许是今年诺奖理论对咱们的一点儿经世之用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