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目睹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封闭的国家，从经济一度濒临崩溃发展到总量世界第四，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现就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创新”的通信业发展之路谈谈个人体会。

　　我亲身经历并有深刻体会的有四件事，即上世纪70年代国际电联活动，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国Stanford(斯坦福大学)的美国宇航局NASA的相关研究工作，“六五”、“七五”攻关工作以及INTELSAT中国董事工作。

　　中国在ITU越来越重要

　　1972年5月30日国际电联(ITU)第27届行政理事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电联的合法权利和席位得到恢复，此后我国开始积极参与ITU相应活动及研究工作。我1965年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原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从事当时最前沿的大容量模拟及数字微波与卫星通信相应研究工作，有幸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较早即参加ITU的CCIR(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ITU-R前身)相应活动。

　　我国虽与日本于相近时间参与CCIR活动，但由于当时整体国力很弱、通信高技术研究投入很少、不少代表外语能力差等，只能提供少量数据性文稿，文稿数量与质量和日本有巨大差距，极显被动，这使时任CCIR最高无线技术权威D1级高级顾问、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之长子茅于樾博士深感焦虑不安，但随着我国投入加大和研究深入，终于在大容量地面无线通信与卫星通信高技术领域(CCIR第九及第四研究组)实现我国高质量文稿零的突破。

　　现在，我国ITU活动规模与文稿数量有了惊人巨变，重要研究组一年贡献的文稿可达数百篇，在重要建议起草中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还增加了不少电联官员及研究组负责人。在2007年日内瓦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07)上，来自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代表参与国际无线电规则审议和修订，并对无线电频谱资源展开激烈争夺，我国派出了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内的86人的强大代表团，各项议题上取得圆满成功，包括成功促使TD-SCDMA的扩展频段2300～2400MHz成为IMT全球划分频段，成为第一个确定的IMT地面业务全球频段，为我国TD-SCDMA标准国际化扫除频率障碍。

　　相关研究以及科技攻关

　　上世纪70年代末对外研究交流全面开放之后，本人有幸于1981-1983年作为研究学者赴斯坦福大学单独执行美国宇航局NASA涉及卫星轨道/频谱有效利用的前沿研究合同NAS3-151及数字卫星研究的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到斯坦福大学后虽接受的任务难度较高，但可操作，我以高效率的9篇相应系列论文完成了NASA的研究合同，获得斯坦福大学Lusignan教授及NASA的高度评价，此成果亦直接应用于“七五”攻关项目中。

　　加大投入振兴科技，从“六五”、“七五”攻关切入，这是改革开放前提下走强国之路的战略决策。“六五”攻关虽解决了模拟大容量微波通信问题，但至上世纪80年代数字微波仍只有中低容量(480路)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至少有五年以上的差距，而此时国内大容量数字无线传输，无论是长距离跨省干线或中长距离区城、省内干线均需求紧迫，只能花高价引进、严重受制于人。如何在短时间内将中国大容量数字微波由空白状态提升至国际水平成为严峻挑战。

　　由此，6000兆赫1920路数字微波通信攻关任务作为“七五”攻关项目中的重点项目被确定下来，那时我刚由美国Stanford完成项目后回国即被确定为此项目总负责人，从可行性报告至21个分项目600多人攻关队伍组建，特别是针对外国厂商的设备要用高密度ASIC电路封闭起来，都是极具挑战的工作，其中关键波形无法进行分析的要害“黑盒子”部件是决定系统性能的最大“拦路虎”，经过攻关团队的努力以及部、院、所领导的支持，我们用当时相应领域最先进的诸如多环自适应同步解调之类的设计思想，以方案架构优势弥补器件劣势，从头开始自主研发，成果达到当时同类产品最先进水平，缩短与国际水平五年以上的巨大差距。

　　卫星通信之国际合作

　　经过10余年改革开放及科技攻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状况及科技实力稳步上升，至上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卫星通信在越洋大容量传输及电视广播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人在完成“七五”攻关任务后，于1991-1997年接到一项新任务，从事世界最大商业卫星组织INTELSAT中国董事工作。

　　当时中国急需发展国际、国内卫星通信，但此时中国正为INTELSAT董事会中不稳固的董事地位头疼，上级交代我要完成三项任务：第一，稳固中国董事地位；第二，全方位扩大与INTELSAT的合作；第三，实现香港大东公司(Cable&Wireless)的INTELSAT投资股份顺利回归中国。

　　这些任务中尤以第一项最为棘手，每年初董事会调整时我国席位往往告急，拥有130多个成员国的INTELSAT大家庭中，要稳固数量仅有22个的独立董事地位，光有资金投入不行，必须获得超越动态“门槛”的INTELSAT卫星使用量，而精确预测此“门槛”本身就是难题。

　　为此，在国家与部委积极支持下，我国充分利用卫星应用需求市场实力与卫星火箭发射、大天线及馈源等制造实力，技术思路上针对已开始露头的越洋光缆有取代卫星的发展苗头，提出INTELSAT应改变传统越洋卫星设计概念，将第八代星设计成此类卫星，在卫星使用、中国长征火箭发射、扩建INTELSAT世界最大规模型卫星测控站(TTC&M)、提供大天线制造及世界上第一个C频段扩展频带(由500MHz至800MHz)的新馈源研发与应用、中信实业银行投入INTELSAT神龙债券融资等项目上捆绑此项合作，提出增加“虚拟卫星使用量”概念，以便立即增加中国卫星使用量，稳固中国董事地位。在争取到INTELSAT总部及美国、英国等主要力量的支持后，中国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INTELSAT第100次董事会时的最大赢家，在确保获得稳固董事地位的同时其他两项任务也得以成功执行与完成。

　　近10余年来，我国在自主知识产权努力与国际标准化问题方面已取得一系列可喜进展，诸如全球第三代移动通信三大主流标准之一TD-SCDMA、GoTa全球开放集群架构系统、WAPI无线局域网鉴别与保密基础设施自主创新标准及其框架方法TEPA三元对等鉴别保密架构、音视频压缩编码标准AVS以及2008年7月26日ISO/IEC正式发函确认为国际标准的闪联标准等均为典型示例,这说明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已扩展至多种层面，其深度、广度与成熟性也愈来愈令人欣慰与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