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日本出现了一宗网上诽谤案例，日本的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在判案时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地方法院认定无罪，而高院则认为有罪。这种分歧和冲突说明，直接引用现有法律管理互联网，已经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不进行专门立法，矛盾将越来越深。

被告的日本男子在自己的主页上中伤一家餐饮店企业，称其为“邪教集团”。东京地方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为，在互联网上个人用户传播的信息可靠性一般较低，因此采用了较以往宽松的尺度宣判无罪。然而东京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则推翻了这一判决，判被告男子诽谤罪。日本最高法院认为，互联网上发布言论的适用条款与出版物以及广播媒体同等严格。该判决向人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即互联网要遵守以法律为基础的同样的社会规范。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是否可以依照现有法律来判断所有互联网行为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比如，上述判例的一个主要争议就在于，在个人主页或个人博客等地方发表的言论，是否能等同于传统出版物。东京地方法院倾向于有所区别，而最高法院则认为毫无区别，显然，网民对此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那么，如果缺乏针对互联网应用的专门法律，就会出现上述对适用法律截然不同的理解。

上述这种行为还相对比较好做判断，因为现实中也存在诽谤行为。但有些互联网应用方式则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现实行为。碰到这种情况，就无法以现有法律适用来做判断。比如，网络游戏中有一类被称为“打钱民工”的玩家，他们依靠熟练技术并花费大量时间获得游戏道具和装备，目的是将这些装备道具出售给其他玩家以牟取现实利益。结果，这类行为因为威胁到厂商利益，而经常被厂商没收装备道具，甚至被封号。究竟是“打钱民工”违法还是厂商剥夺他们的权益，现实中很难找到类似行为进行对比。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现实中把自己购买的音乐碟借给朋友听是合法行为，但如果复制出售并获利，则侵犯了著作权人的知识产权。在某些社交类网站上，有很多所谓兴趣小组，互相推荐、交流他人作品，如果内容足够丰富、时效强、权威性强，则会有很多网民加入小组或经常浏览。即便这类兴趣小组自身并未实际获利，但其寄身的网站因为这类小组很活跃、点击率很高，就可能获得广告商的青睐，从而获得现实利益。当下，搜索引擎、下载类网站比较多地采取向著作权人支付版税的做法，来解决矛盾，但这个规矩是否适用于社交类网站，则不好判断。毕竟，兴趣小组的行为更类似于现实中把自己购买的音乐碟借给同样有兴趣的朋友。

通过这些的举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说“互联网要遵守以法律为基础的同样的社会规范”这样的话没有问题，但当互联网应用在现实社会里找不出对应行为时，以上说法可能落空。事实上，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改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或者说，会创造新型社会关系，法律作为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准则，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则必然无法与新型社会关系的需求相吻合。

互联网立法的一个难点在于，社会对这个产业的研究远远不足，其自身日新月异的变化，也令管理者、立法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另外，立法所需要的知识储备、专业储备不足。以今年“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构成看，没有一个国内互联网产业权威人士，某些明显对产业缺乏认识者的提案，往往被网民嘲笑，当作外行乱说话。所以，从路径上看，加强互联网管理的前提是促进互联网立法，而立法的前提是做好知识等充足准备，需要产业界人士尽快进入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