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TD—SCDMA？中兴、大唐的TD—SCDMA？

　　喧嚣了若干年的中国3G进程终于在动荡的2008年揭开了帷幔，中兴通讯在国产3G标准——TD-SCDMA上的胜出的样本意义是值得解剖的——

　　因为这不仅是一个能力问题(相对更有先天优势但产业转化能力却很弱的大唐而言)，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企业路径与国家路径的如何志同道合的问题。

　　尤其是放在过去几年，TD发展路径一路走来所经历的争议、周折、反复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值得我们探究的是，在此类充满争议、变数、博弈(包括与西方大国出于政治、商业等复杂目的的搏弈)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企业，它的微观发展路径应该做如何抉择？而此时的国家、主管部门又应如何选择？

　　这两种力量的交错互动将最终如何决定实际的发展路径？

　　技术自觉？利益驱动？

　　回溯2001年，当电信科学院的一干技术专家、信产部具有技术背景的技术官僚牵头推动TD进入国际标准之时，他们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计划借助这样一个项目完成一系列“论文”来证明学术能力？还是出于一种坚固的企业家精神，要把这个或许能入围的标准作为一个产业去推动?还是被高瞻远瞩的预见所推动，那么早就意识到中国要搞自主创新国家战略？

　　历史从来不允许假设，否则当TD被国家意志推至中国最强势运营商——中国移动肩上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大跌眼镜。

　　实际上，复原当时的逻辑来看，我们更容易相信的逻辑是，这些知识分子、技术官僚、留学人员组成的团队本身便拥有共同的技术血统，首先是出于“技术自觉”：当时的中国电信行业已经发展了十几年，脱身于各个邮电国企、研究所的“巨龙”、“金鹏”等企业也在程控交换机等技术领域小有突破，但是，中国人在ITU(国际电信联盟)等主要国际会议上几乎没有发言权，因为没有任何标准、专利，每每被“晾在”会场最后一排。

　　当然，他们也会相信全球无线市场的巨大空间，但是这里面应该还没有“企业意志”，而更多的是老派知识分子的自我“赋责”与技术自觉。

　　那么，对于当时的“巨大中华”这些企业主体来说，其实它们出身、特质又很不同，大唐是为了把TD产品化、产业化而专门成立的国有企业，中兴是涉及多重利益、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而华为则已经是小有成绩的纯私营企业。面对接下来成立的TD联盟，在主管部门牵引下，它们当然都不会“拒绝”，但是投入的动力、利益评估标准必然会导致行为产生分野。

　　大唐作为一个企业的身份是不纯粹的，它并非一开始就为了利润而来；中兴是一个上市公司，追求平稳发展和股东稳定回报，强调规避风险，看好TD的市场潜力，但也不确定TD市场的节奏，因此采取了从“低成本尝试”到逐步加大投入的路径；而华为作为私营企业，又一直是个非上市公司，它所受的驱动来源于一个略显偏执的典型重商主义者的原动力，他看的市场更远更实际，也更偏执，故其无可厚非地把战略重心放在已在全球占据70%的WCDMA上。

　　这也是TD初始阶段，大唐全力投入TD，中兴强调均衡分布同时兼顾3种制式，而华为则相对边缘化TD——的原因所在。

　　因此，我们回顾TD历史当中的企业路径选择，其实不难发现，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利益做牵引，大唐必将夭折，因为国家很快会给他“断粮”；中兴可能会半路退出；而华为可能压根就不会参与。TD这一源自知识分子“技术自觉”的标准就会和很多研究论文一样藏于故纸堆当中。